毛姆在读书随笔中写道：“ 培养阅读的习惯能够为你筑造一座避难所，让你逃脱几乎人世间的所有悲哀。我说‘几乎’是因为我不想夸张到说阅读能缓解饥饿的痛苦，或者平复你单相思的愁闷。但是一些好的侦探小说和一个热水袋，便能让你不在乎最严重的感冒。”诚然，观影和阅读都属于很私人的行为，可以帮助个体完成自我精神的建构。一些学者认为，抛开商业上的功能，电影作为艺术对于人的疼痛感受有很明显的舒缓作用，今天我们就结合“暴力美学”聊一聊电影的止痛性。
人体的“疼痛”包含精神上的疼痛和身体上的疼痛，它和死亡一样，是科技和经济进步也无法解决的历史谜题。医学上对于疼痛的治疗往往通过减少致痛物质的产生或者切断神经传输，这是电影无法做到的，但是电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体验疼痛的形式，具体方式包括在观影过程中神经物质的分泌，以及注意力转移带来的疼痛感弱化。
以美国的昆汀·塔伦蒂诺、中国香港的吴宇森、日本的三池崇史等导演作品为代表的“暴力美学”可以对电影的止痛性给出一些解释。所谓“暴力美学”即电影不再笃定地为观众提供社会楷模和道德指南，也放弃承担对观众的教化责任，只提供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很多昆汀的影迷评价他的电影没有深刻的内涵，却仅仅是通过一些“下脚料”和形式化的暴力就可以释放无限魅力，这种莫名的吸引力缘于导演通过电影搭建了一个互诉的场域，不管是作为创作者的导演还是作为接受者的影迷，在观影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关照和情绪的表达，产生这种效果的原因可以在创作者的个人经历中找到答案。
昆汀的童年并不美好，一度成为大家眼中的“问题少年”，在他看来，痛苦和无助只能通过暴力解决，暴力就是一把保护伞。但他对于暴力的态度也较为矛盾，一方面希望通过暴力宣泄童年时期被压抑的情感，另一方面则又极度憎恶暴力带给自己的伤害，所以他总是通过游戏化、人性化、喜剧化等手法来辅助暴力行为的产生，这样既充分展现了暴力，又弱化了因暴力而产生的血腥氛围。《杀死比尔》中暴力执行者的角色由女性担任，女杀手们性感火辣的身材，柔美的打斗动作将暴力行为包裹，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其所带来的伤害和痛苦，同时这种形式上的美感，使得暴力行为的负面意义被艺术消解，仅仅留下一个供人释放情绪的场域，从而达成电影的止痛效果。
在审美批判的历史上，康德的“审美无利害”认为“美的艺术”不带任何功利性，由此强调艺术自律，但尼采则十分坚定地认可艺术的应用性，称每种艺术都是对受难者的救助手段，而受难者又可以分为“苦于生命力过剩的受难者”和“苦于生命之贫乏的受难者”，前者需要在艺术中寻求宣泄，后者需要在艺术中寻求安宁。所以，每当我们要被鸡毛蒜皮的生活淹没时，唯一值得心安的便是，至少这个世界上还有电影。本系列下一次将从战争角度探讨电影的止痛功能，敬请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