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的一个冬天，我走在北京大街上，看到了一个红色气球在风中飘扬，从而产生了这个故事的灵感。”
在电影《气球》里，万玛才旦把这一幕放在了结尾，作为“藏地电影新浪潮”的推动者，他喜欢用肉眼可见的意向留下思考的维度。
西北以北的土地有着许多不一样的东西。那里的苍茫、肃杀，文明与尚未开发的荒芜交糅，使得艺术总有萌发的天然使命。
信仰长生天的人们，灵魂最终会飘向何方，是万玛才旦没有翻寻到的答案，也是这里的电影人们，探索挖掘的起始。
现代文明和藏区文明的碰撞，苍茫天地间人与自然的本体关系，万玛才旦的电影，关注更多的是当代藏区的人本纪实。
若不是当年一鼓作气去了北影进修，万玛才旦大概还是一位教书先生，或者公务员职位有些变化，做着做着然后退休。
牧区长大的他，在中专毕业后便被分配到小学当教师。晚上独自在学校批改成堆作业的时候，看书、写作是他排解孤独的唯二方式。
他的第一篇小说《人与狗》便是在这个时候写下的：看护羊群的狗吠声悲凄古怪，人觉得不祥，便抡起木棒打死了狗。次日几只羊倒在雪地上，与狼搏斗的狗血肉模糊。
这与他欣赏的作家余华的文字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把暴力细节放大让人不舒服，冷冰冰的直指要害。
也许在那个时候，他后来作品中的冷峻笔调便已初露端倪。
“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
——《撞死了一只羊》
这个简单而荒诞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司机从后视镜中看到杀手后撞死了一只羊。在把羊抱上车后，杀手也一起被捎到了目的地萨那。二人道别后，司机给羊寻了个僧人超度，辗转反侧后，司机决定寻去萨那探查复仇的后续。
杳无人烟的路上忽然出现一只羊？
比司机还瘦的行人竟然是个杀手？
杀手只别着一把漂亮得不像话的刀？
司机和杀手竟然都叫金巴？
这些莫名其妙的设定大概便是万玛才旦对藏人独特生死观的思考。在藏人信仰中，天地间的一切都是一个轮回，片中从撞死羊、买羊肉、超度羊、天葬羊的过程里，到两个金巴之间的复仇纠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从起点到原点。
而金巴在藏语中亦是施舍的含义，即人两面、互相补充的意思。
在司机金巴亦虚亦实的梦里，他像撞死的羊那样天葬，群起的秃鹫遮天蔽日，而后他惊奇的发现掠过晴空的不是秃鹫，而是飞机。
万玛才旦亦通过这场梦，传递着一种个体的觉醒。如同秃鹫向飞机的“转变”，从一个古旧的暴力的时代，走入一个希望的时代。
在青海长大的万玛才旦后来回忆起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供电所的人来到村子的场景，“在此之前没有外人涉足村子，那就像外来的东西突然打破了一种承袭的传统，原有的生活与思维方式都变了。”
当现代文明不断的走进传统藏区，一直生活在藏区、恪守古老习俗的民众不得不在环境变迁中被动接受这种文化的入侵。
当世代固守的精神信仰被时代巨浪冲击、藏区原有的宗教文化日渐衰微，重回故里的藏人好像难以找回旧有的精神家园，走出去和未走出去的人们该怎么办？这份文化矛盾引起了万玛才旦的思考。
于是有了《塔洛》中环境及藏人穿着的变化带来的藏区生活、文化的变迁。
你会看到一位连一代身份证都没有的牧羊人塔洛，用诵经式的语调站在“为人民服务”的大字前完整地背诵着毛泽东语录。
在塔洛夫妇进城生活之后，他们前往照相馆拍照时的布景，从布达拉宫换成了天安门，又换成自由女神。他们身上来自地域特色的藏袍，也换成了时下流行的西装。
片中一幕有趣的片段是，塔洛被骗后剪去了自己打小留着的辫子，他想与过去告别，却意外地发现没有了辫子的塔洛连身份证都无法领取。
也许这是许多藏人在这场文化冲击的旋涡中的真实写照，他们渴望“回归”，却寻来了早已面目全非的精神故乡。
万玛才旦也想通过影像，
试图重塑起记忆中属于藏区的文化图腾。
关于藏区人民生活的影像不在少数，从田壮壮的《盗马贼》开始，拍摄藏区的影片便不断涌入观众的视野。
到了万玛才旦这一批藏族导演，藏语电影好像才真正站稳了脚跟。无论万玛才旦的《静静的嘛呢石》，还是松太加的《河》、张扬的《冈仁波齐》，他们屏蔽了与民俗猎奇有关的质疑，用现实主义和美学艺术，将藏语电影归还了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