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色梦乡》“国民英雄”在逃亡
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为“目的不明确的集体赴死的武士。”（周志柏 《试论日本电影的英雄文化》） 由于二战的战败历史及神道教武士道精神影响，日式的英雄和中式刻板印象中“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拯救者”形象不尽相同，也不与西方强大到能与国家机器抗衡的“孤胆英雄”相似，日式英雄在其性格体现中少了许多张扬的意味，多了“小人物”的特征与“目的不明”的暧昧性。
而故事背景之中，创作者用“象征着国家机器最高掌权人的首相被轻易炸死” “整容换脸”“偶遇通缉犯”等等意象向观众挑明这是一个“架空”的背景，使得观众与故事之间的距离甚远。其次，将英雄打入尘埃，隐身于人群（帮助他逃亡的一众人等）之中，并且将英雄的抗争意识融入到对于莫须有罪名的反抗，这钝化了其本身具有的尖锐特性，也符合日本道耻文化中集团主义的内部和谐文化。 以此塑造出的“虚幻英雄”，多了许多厚重的“钝感”，与大众刻板印象中领导者、正义使者凌厉的形象相去甚远，更像万千普通人的化身。
在道耻文化与物哀审美的影响下，日本人相信悲与美相生相依。“逃亡”这一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与英雄美好的人格相遇，更能碰撞出一种遗憾的消亡之美。在本片中，双方力量的悬殊在一开始便暗示了逃亡有去无回，品德高尚的国民英雄在无形的推手下跌落为替罪的羔羊，并于结局真正的社会性死亡，永远只能苟活于另一副皮囊之下。 勇者之死，这在奉死亡为极端物哀的日本，是最凄美的结局，武士道的赴死文化，也在逃亡中得以体现。其次，这种悲剧也体现在对困境的被动反抗之中。本片中，没有出现中西方英雄主义题材熟知的“一雪前耻”与“正义制裁”，也少有积极进取甚至反转命运的时刻，更多的是因环境变化而被迫前行。
传统英雄电影常常会更喜欢以非限制性叙事进行论述，这种叙事风格下的观众为全知视角，能清晰地看到正邪对立。但在本片之中，创作者并未将事件的前因后果平铺直叙，我们与主人公一样不知道是谁制造了这一场栽赃，不知道其动机如何，也不知道其与主人公的利害关系，甚至连主人公的正邪属性都没有盖棺定论。 这点还能在片中的配角“切男”和警察身上得以体现，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切男是一个穷凶极恶的连环杀人犯，但对于雅春和观众来说，他却是一个正面人物；而传统意义中的正面形象警察在故事中却更像邪恶的反派。他们也在“逃”，但与主角真正意义上的逃亡不同，他们是正邪属性与传统刻板印象的脱离。 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是一种对英雄的反思，他们所信奉的英雄本质上是残虐的入侵者，是否脱离了一个特定的视角，英雄便不复存在。
英雄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实体。（李欣 《试论日本影片“追捕”中的英雄主义》）而日式的英雄，或许就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道耻文化和武士道精神之下，兼顾推动社会进步与振奋民众精神的特有产物。 |
